董之林研究员谈《重读<李自成>的意义与方法》

董之林坚持认为，姚雪垠的写作有更长久的思想与学术积累。在讲座中，董之林研究员利用大量的一手资料，表明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思想准备阶段应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运动期间。由此，将姚雪垠的写作放入五四传统的脉络中来考察。郭沫若、茅盾、吴晗、姚雪垠都是“‘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老作家”。五四时代赋予历史小说和历史研究者特有的视角和方法影响了他们的写作行为，不同的历史观念可以形成迥然相异的历史复述。具体到《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翼，这是姚雪垠通过历史小说重述明史的宗旨所在。这种写法打破了帝王将相史的传统格局，把明末农民起义，把那些历来被逼无奈、揭竿而起，却又衣衫褴褛、面目模糊的乌合之众正面写入历史，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个人命运，写起义军兴起到壮大、衰落直至失败，也就是现实主义叙事所要求的起承转合全过程。这种切入历史的角度，使姚雪垠对明末历史与其他人观点见出分野，同时也使他对其中分歧有特殊的敏感。

董之林研究员在讲座中还对姚雪垠对知识分子李岩的描写做了精彩分析。她指出，作家试图用虚构的艺术手段来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真实，即以李岩悲剧表明，传统文人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这种处理方式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文人人格缺陷的认识，但其意义又不仅如此。它使这部表现农民起义的小说，通过对起义军构成的复杂性揭示，将笔触扩展到传统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以及运行趋势，使小说达到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对明末社会的全景观照。李岩是农民起义军中仕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文人，但他的命运揭示了农民起义有与封建王朝一致的悲剧内在性。这种悲剧内在性与人物的秉性气质有关，但主要来自各方在文化上的同构特征。

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提问题涉及到对五四“本质”的认识，对《李自成》的写作与“现实”关系问题的探讨。

图：马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