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江蓝生先生在第三届“U50”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下午听了四位青年学者的演讲以及刚才四位老师的发言，我觉得我今天来得很够本儿，在半天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收获。刚才几位老师讲得很好，我与他们灵犀相通。他们把我想说而不一定能够说得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一些话，表达得特别到位。下面我只能说点儿多余的话。

在座的陆俭明老师是我的授业老师，我在这里头就是学生。我们这一代是“文革”前考上大学的，应该说，我们是优秀的。那个时候，多少人里头才能有一个人上大学，因此那时候的大学生甚至比现在的博士生值钱。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多，所以真正塌下心来念书的时间极其有限。我常说自己是“入宝山而空归”。这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此恨绵绵无尽期”。所以我就想，假如上帝赐我再活一次，而且说“你必须还搞语言学”，我就想我应该怎么活。真的，我真的这么想。

刚才瞿霭堂老师反对过多地写赵元任等先生的生活经历，我倒觉得，从老一辈学术大家包括语言学家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探索到他们成功的条件和规律。首先，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国学基础，而且这个国学基础是从几岁、十几岁就打下来了。那个时候能读到大学的人家里都不一般，或是地主乡绅，或者是书香门第、官宦商贾之家等等。他们从小条件非常好，家里他爹、他爷爷就能教他，要不就请私塾先生。所以他们很早就发蒙读四书五经，能读能背，那么早就把国学的基础打好了，尽管当时不一定全懂。再一个，他们很早也把外语的基础打好了，年轻时基本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这两个条件，让我感到是他们治学成功的共同点。就是说，打下了国学底子，他们的根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对汉语的历史有感性的了解，这是一个根本立足点。出国留学让他们看到了世界上的学问，先进的学问，对现代语言学的思潮、流派、理论、方法有了较深的理解。这些人又绝顶聪明、勤奋刻苦。由此我深感读书打基础要趁早，幼学如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我是十年“文革”结束后回过来才考专业的。十年啊，说实在，是丢不起的。你后头再努力，再奔，也有限。所以我给自己定义为先天不足的一代，所以我就想我要再活一次，我要把先天搞足。很小我就要把国学的底子打好，至少掌握两门外国语。“文革”中我们受的教育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十年我就跟着“进行”，练了一点儿写驳论文章的能力，但是真正的专业没有碰。人家项楚先生、郭在贻先生“文革”的时候是所谓的“逍遥派”，人家没跟着“进行”，在那个年代读了很多书，“文革”一结束，马上就崭露头角。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呢，“文革”结束了，哟，我得念书了。刚回来念，人家这早就准备好了，一发而不可收。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们高，我不行，幼稚、盲目。

因为有这切肤之痛，我对现在高校一些做法很不认同，比如研究生在读期间都要在期刊上发三篇文章。本来我们社科院是不跟你们走的，结果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你们走了，我认为这非常荒谬！这么好的年华应该抓紧读书，多多积累，“深挖洞，广积粮”。结果呢，洞还没挖好，粮也没多少，老想着往外倒。我发现现在期刊上的很多文章都是学生跟导师合写的。为什么呀？你硬逼着人家写，导师不助一臂之力不行啊，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第二点，学位论文答辩，硕士的十几万，博士的三四十万的都有，干嘛写这么多呀！你在念书期间，主要是学习，是积累，是吧。我认为硕士两三万能写一篇好的文章也不错嘛！博士五万，到八万、十万就可以了嘛！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各种知识的积累上。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如果让我再活一次。

第二个，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比方说仍然搞汉语史研究，那我就要广泛地读书打基础，文字、音韵、训诂不用说，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古、近代这些，我都要广泛地涉猎，打通这些界限。方言是历史语言的化石，能弥补古代文献之不足，作为有声资料，极其宝贵。我要学会去调查方言、准确熟练地辨音、记音。我要做一个全面手，当然这里头我要有重点，但是我一定要以整个汉语历史发展的知识作为我研究的背景和支撑，力求综合运用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各方面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难题。如果我能再活一次，但是现在这些想法都是梦呓。

第三点，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要学会读书，提高读书的效率。因为书是那么多，中外的、古今的资料那么多，吾生也有涯，我怎么读书？我既要苦读书，也要巧读书，我一定要掌握最好的读书的方法，找到一个“捷径”。这个捷径是吕叔湘先生教我的，就是说你要学什么，你先把这方面经典的著作拿来，你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写的，你去体悟，叫做“悟道”。这样你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学了，这就是巧。要读经典，就要把它读懂读透，然后用心体会他是怎么搜集材料的，怎么使用材料的，怎么分析现象，怎么归纳提炼观点的，他的观点是怎么论证的。你如果把这些悟透了，你这个路就走正了。作为一个学者，是有思想的，并不是把语言现象一记录、一排列就完了。我们是有思想的，既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也要有学术思想。我们还要学会另外一种本领，就是说别人给我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能说出这篇文章好在哪儿，不足或错误哪儿，更进一步的，我能够提出应该怎么改的建议，练这个本领。有的人他只能自己写，他不知道别人的文章好在哪儿坏在哪儿，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说：史家要有“才、学、识”。最后那个“识”就是见识，识断，这一点非常重要。“才”多是天生的，“学”是下功夫，“识”——学术眼光，学问的高下就在这儿。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要在这方面多加训练。

最后一点，我觉得做学问、读书要心静。安静的静。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太不安静了，太躁动了，诱惑太多了。各种激励机制，把学者们、老师们弄得整天不得安生，是吧？心不静，你能读进什么呀？老想着我得申请一课题，赶紧发一文章，为了这个文章我才去查书，这是不行的，一定要安下心来读书。叔本华说：做学问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体会这句话就是我们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我想把某个问题搞清楚，而且不是一般的搞清楚，要把它内部的联系、存在的规律搞清楚。做学问不是手段，更不是追名逐利的手段。当然，咱都得生活，必要的物质保障是需要的。鲁迅希望青年人“进德修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应该有我们的道德。一个学者的道德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道德。比方说，你写一篇文章，想要说明一个观点，结果发现有的语言事实跟我这个观点有出入，我就故意装着没有这个事实，或者说有意隐瞒这个事实，或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强为之解，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有违一个学者的“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神曲》作者）说：“道德常常可以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从来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如果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做学问老老实实，那就能填补智慧的不足；如果你没有好的道德，你越聪明，可能越坏事儿。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说：“人格和人的学识好比水缸和水缸里的水，水缸里的水永远不会多于水缸的容量。”也就是说，你的学问，你的知识永远不会多于你的人格。你有多高的品格，你的学问就在这个里头。他们都是大家，人家说的话咱们得往心里去，越是在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越要坚持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的道德底线。

今天我们这些另一种意义的70后、80后和你们这些70后、80后，甚至是90后坐在一起，引发我说一点关于青春的话题。几年前我读了王蒙的一篇文章，他介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对青春的评价。昆德拉是否定青春的，他说青春不好。因为什么呀？青春太激进，太绝对，太幻想，往往会做一些傻事儿。王蒙则反其道，他高呼青春万岁。为什么？青春，你说太激进，我说青春充满了激情；你说太绝对，我说青春充满了力量；你说太爱幻想，我说青春充满了浪漫、充满了理想；你说青春要做傻事儿，我说青春充满了牺牲精神。说得多好！我想昆德拉说得也对，青春确实有那么些不足，但是王蒙说得更对。我们要善于把那个成长过程中的不足给它转换成正能量。各位富于青春，我们此生已矣。虽然有遗憾，但是却并不悲观，当然我希望还有来生，就像我上面规划的那样。如果没有来生，我想起了叔本华另外一句话，他说：“老年时，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意识到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献给了永不衰老的事业。”我们的语言学事业是一个永不衰老的事业，我们这些70后、80后多少为这个事业贡献了一点儿力量，所以没什么可后悔的。我想用这句话来致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同时也转致给你们正当青春年华的年轻一代的学者，你们一定能够开辟我们中国语言学事业的新境界。因为从你们的发言，平常看你们的文章，我认为你们的学术起点很高，比我们这一辈强多了。只要你们能够像刚才各位老师提醒的那样儿，走上一条正确的治学道路，我们中国的语言学是大有希望的。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