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孙郁：劳我一生

从前看到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见到其小心翼翼的样子，很为这位天才作家难过。父亲对于他是个残暴的存在，不能在其面前坦然对话，内心的苦楚，自然要多于常人。而我有时候想，卡夫卡后来在写作上的成就，是不是也要感谢父亲的压抑？这是心理学的问题，我们这些门外汉，一时是说不清楚的。

许多人的成长与父亲都有直接的关系，但每个人的情形并不一致。周海婴生前多次和我讲起鲁迅对他的溺爱之情，内心有着无限的感激。但我有时候觉得，鲁迅的舐犊之情，其实也未必没有负面的因素，因为过于随便，便少了戒律，自然影响了孩子寻找陌生化的生存的冲动。周海婴一辈子在父亲的影子里，这幸福中隐含的不幸，也不是没有吧。

在与周海婴二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也感到了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父辈影响的焦虑。那种淡淡的哀愁，也许只有身边最熟悉的人才能够了解些许。有一次去香港开会，一路上我与他谈论着早期记忆，他很好奇我的经验，问我的父亲如何管教孩子。我的回答让他吃惊，父亲在我的生活中位置并不重要，而且长期是一个空白。

海婴先生叹道：人真是各自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的父亲与海婴先生同龄，他是没有得到过父爱的人，很小就过继给自己的伯父。不料他自己婚后，随即出现了不正常的生活。我刚刚懂事，他又流放到农场，对于我的教育很少。与一般家庭的孩子比，我是野生的孩子，缺少的是温馨的家族里的氛围。在很长时间里，我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身影，他处于缺席的地位。而且有一段时间被迫与母亲离异，我们曾天各一方。

关于这一切，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是自己的经验也许过于特殊，并没有典型的意义。而且那样的时代的氛围，现在的青年人未必能够了解的。

但终于动笔来，因了一些现实的刺激。肯定“文革”的论调四起的时候，我的愤愤不平之情油然而生。担心的是噩梦的重演，尤其那些青少年，希望他们不要再过一种非正常的父子生活。他们不知道，“文革”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亲情被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代替了。

那一段岁月里的人与事，今人解之定然很难。少年时代的我对于父亲的记忆很少，因为他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两个月才能回到家来一次，一般晚上到，早晨出发，行踪颇有些诡秘。我周围的朋友一直以为我没有父亲，他们偶尔见到那张陌生的面孔，还以为是家里的亲戚。总之，在我的周围人的印象里，我们的家有些稀奇古怪。

父亲中上等个子，清瘦，样子有点蒙古人的气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他年轻时代是个文艺青年，流浪的时候写过不少诗歌。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受过训练，不久在长春投诚起义，便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创作员。因为不满意部队的单一，自己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工作不久，就因为历史问题而被开除了。小城里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不合时宜的样子，斯文的外表，谦逊的目光，好似和大家不在一个时代里。

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他的身世我了解不多，觉得与母亲这样红色家庭出身的人比，过于复杂。待到上学的时候，他回来的次数渐多，一般都在节日。他像个客人主动和我聊天，这时候爱讲一点诗词给我，把《唐诗三百首》拿来，他自己先读，然后让我背诵其间的篇什。我完全不懂其间的意思，慢慢才对内蕴有所了解。时间久了，习惯了这种交流，我对于古诗文的感觉，就这样断断续续涌动了出来。

父亲读古诗的时候，是摇着脑袋地吟唱，这是私塾时代养成的习惯。他喜欢杜甫的诗，对于其间苍凉意味的欣赏，伴随了终生。但最初他教我的多是李白、白居易的作品，也许觉得更好理解一些吧。“文革”后期他买来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反复翻阅，有些地方写了心得。我翻看他留下痕迹的这本新书，发现他似乎对于郭沫若有点不满，主要是作者把杜甫讲得太低了。那时候他说的一些话，我还不能理解，状态和周围的人颇不一致。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古代诗人研究的书。自然，多是懵懵懂懂，阅之而不得要领的时候多多。

除了教一点诗，我们之间没有别的深入的联系。父亲一生没有打骂过我，永远都是客客气气的样子。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的前途，有着强烈的负疚感。这种客气的样子，让我在他的面前很是放松自然，有的时候感到他的可怜。我少年时代建立起的对于父亲的态度，至今依然感到有些奇怪。

1967年他被关进大牢，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要去那里送饭。因为怕见到熟人，总是从胡同里穿行。那时候母亲也失去了自由，我和妹妹做的饭很难吃，窝窝头、白菜。看护人说不能带肉蛋，饮食都极为简陋。有一次在牢门口见到父亲，他走过来搂着我，显得异常的激动。他知道全家正在难中，一切都与自己有关，痛不欲生的感觉都挂在脸上。

不久他从城里的关押所流放到很远的地方，此后多年没有音信。我的班主任老师为了保护我，给我改了姓名，以为不再随父姓，这样可以与“反革命”的父亲一刀两断。我随了母亲的姓，一生没有更改，但那变化，在那时还是对于我略有一点用处的，因为形式上已经与父亲不再有什么关系。

有一段时间，他偷偷回来看我，那时候他与母亲正是离异的时期。见面的地方在城南的澡堂子，我们泡在弥漫着蒸汽的池子里，彼此都看不清面孔，只能听见他浑厚的男中音。他问这问那，帮着我搓洗。后来知道，他的时间紧，每次请假回来不能超过半天。洗完澡，还领我到店铺里买一点零食，叮嘱我不要惹妈妈生气。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颤抖。我不喜欢他懦弱的样子，每每见到他忧戚的表情，自己也有些难为情。这个时候他往往塞几块钱给我，摸一下我的头，就坐着公共汽车返回农场了。

这种秘密的见面，也给我带来一种负担。害怕被同学见到，因为说不定会被汇报给学校。但也盼望见到他，在他那里，总能得到一点有趣的东西。我被他的博学吸引，好似肚子里有个万宝箱。在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比他儒雅、多才的人不多，只是胆子太小，有时候过于脆弱。我自己的性格里，多少染有类似的遗传。

当他几年后与母亲恢复了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才慢慢正常起来。每年春节最渴望的是父亲的归来，他会带来许多山里的特产，烧饭的水平也很高，会炒各种风格的菜肴。我的母亲不会做饭，平时全家在学校食堂对付，自己家的饮食，永远马马虎虎。

他偶尔喝一点酒，喝多了的时候，便有点话多，总愿意讲老家的日子。父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小时过着富人的生活。那时候过年，老家人极为讲究，风俗里的隐含，有儒家文化最为本然的东西。他很留恋这些古老的遗存。不过他沉醉在这种讲述的过程时，母亲常常要打断他的话。以为多是封建时代的腐朽之事，还是不提为好吧。这时候感到父亲的扫兴。他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微笑马上就从脸上消失了。

我的记忆里，父亲总和我谈及自己的死。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他就暗示过我，死后一定要通知内蒙古的亲人，并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一棵树底下。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父亲遗嘱般的叮咛，对于那时候的我多少有些残酷。然而彼时的死人很多，**的、自杀的不时出现在小镇上。这样的苦运是否会降临到我们家里，都不能预料。有着心理准备的父亲，其实也有几分坦然的因素在。

农场有一些人因为活不下去，自己了断了人生。父亲常常去帮助料理后事。他懂一点乡下殡葬的规矩，每每将仪式搞得较为得体。从长春被围困时期到朝鲜战争，他身边的朋友死去的很多。而随时可能遇有不测，则是他内心的一种准备。他对于死亡的感受似乎比一般人要强烈，那些复杂之情，恐怕不能用简单的概念描绘的。

有时候，我觉得父亲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受难者，内心极为丰富，但行动上却那么迟疑。他对于自己年轻时代信仰三民主义，有着真心的忏悔，认为自己确实是罪人。但有时候他也常常沉浸在青少年时代生活细节的回味里，似乎那种生活在一生里最为珍贵。他一生都在这种矛盾里摇摆，早先喜爱的小布尔乔亚文学精神渐渐被革命文学意识所取代，并且深受左翼思想的冲击。

在基本的生活态度上，他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意识。哪怕有一点可能，都会尽力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文革”后期，形势略有变化，那时候到处是宣传队，农场也组成了剧团。场长知道父亲曾是沈阳前进歌舞团的编剧，便点名他戴罪工作，希望自编自演，能够在全省农场系统亮出光彩。这是他十八年劳改生涯里最被信任的日子。半年内写出了话剧《珍珠河畔》，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里，这剧目一时成了县里较为显赫的精神标志之一。

首演在一个骑兵营的礼堂举行。农场的工人和部队的战士坐满了礼堂。演出的内容很简单，是农场水稻实验的故事，两条道路的斗争。内中不乏说教，还不到半小时，就有人退场，观众的喧哗声也出来了。父亲在广播里喊大家安静，但没有人听。我坐在下面，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这样的节目，思想正确，但没有艺术的吸引力。

《珍珠河畔》的失败，父亲一定十分沮丧。但上面的领导，却表扬了农场宣传队的进取精神。据说该剧还在一些分场巡演过，反馈的情况与先前大致一样，父亲的心情真的五味杂陈。我隐隐地觉得，他以这样的方式讨好了时代，但那个时代不属于他。因为在别人的世界里思想，自己的灵魂却是干瘪的。

1978年他正式平反了，终于回到了教育界。将近二十年没有教书，但似乎没有影响他的热情。回到高中之后，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之中。他的课很受欢迎，尤其关于作文，许多人都信服他的理论。但他对于文学性过于看重，对于应试教育，多少还有一些隔膜。大家都认为他的水平很高，可教出的学生，分数并不都很理想。

他用民国那样的教育理念去思考高中的教学，思路与时代完全不符。几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更适合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就去了文联，有了时间开始自己的创作工作了。

晚年的父亲在文联十分快乐。这是他一生最为惬意的时期。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北京工作，对他的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他的朋友卢全利、林丹、侯德云都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说他帮助了许多文学青年，办杂志的时候倾注了诸多心血。其学识和文章，在小县城里一直有不小的影响力的。

他虽然恢复了写作，且出版了几部作品集，但还是谨小慎微，生怕再犯错误。那些作品的力度，自然也打一些折扣。不过他的鉴赏文章水平很高。《文心雕龙》《苏轼集》都是他喜欢的书。一些读书杂记在北京的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那些文字都沉稳、酣畅，比他的剧本和小说要老到很多。

有时候偶尔打来电话，和我讨论文学界的一些问题，对新出的现象有着好奇之心。有一次他看到我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他吓坏了。写信说：这样的观点是犯忌的，千万不可如此云云。看到这文字的时候，我便想起他在农场劳改时温顺的样子。这个年轻时代以“浪子”为笔名的诗人，到了老年，已经不太敢再放逐自己的思想了。虽然他自己那么欣赏杜甫和鲁迅，而现实生活里，活成杜甫、鲁迅的样子，不妨想想自己的后果。

我知道他内心的复杂性。从心里讲，他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的许多观念是赞同的，但在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又把这些隐藏起来，用一种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行文。这给自己带来了某些安全，但艺术上和思想上要有创建，那就很难了。

父亲在晚年被多种疾病所折磨，看他留下的遗稿，依稀残留着一丝苦味。但先前忧郁的性格似乎有点变化，对于往事不再去纠葛曲折，也原谅了那些整过自己的人。他常常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这些，我都读得不多。他对于我不太过问那些文字，其实有些悲哀。但一面也觉得，两代人的隔膜，总还是正常的吧。

他去世前的几个小时，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匆赶回他的身边。他躺在医院病房用微笑的眼光望我们，显得异常平静，衰老的面容里流动着柔和的光，告诉我说，一生没有遗憾，很知足。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年，父亲八十二岁。

我有时候想，我与父亲的关系，好似畸形时代的一种特异的存在。我们没有旧时代的那些规矩，但彼此都很平等。也没有现代家庭那样的正常秩序，是在动荡里互相瞭望的。汪曾祺对于非正常时代的父子关系有过描述，他审视自己的时候，写下了《多年的父子成兄弟》这样的妙文，那是他主导的自由精神的外化。父亲与我，还不是兄弟般的感情，好似朋友一般，有时候甚至像单位的同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父子之情呢？在革命的年代，在生死难保的岁月里，这样的家庭故事，隐含着悲剧的意味，然而年轻一代，对此未必明白的。

许多年后整理父亲的遗物，看到他在《庄子文选》边写的一些批注，才知道其对己身的态度。那些关于生死的文字，他都很认可。庄子谈到生死，以为是天命运行之迹，那看法比我们今人高明。因为他没有用不朽之类的话抚慰后人，显得通脱、大气：“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就对于人生的意义而言，我们词语里的虚幻之影，庄子早就察觉，故那语言背后的对于意义的消解，其实是看到存在的虚妄。父亲知道内中的意蕴，他自己在晚年平淡的样子，易让我联想起古人的遗绪。虽然他自己一生逆多顺少，是个失败的人，但“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的古训，他还是深味于心的。

（本文选自2019年第10期《散文海外版》，原载2019年第4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