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扬教授生平
胡明扬先生，1925年农历3月29日生于浙江海盐县通元镇东南浦漾胡家场东场。1932年就读于浙江硖石紫薇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公立小学停办，1938-1939年在硖石费氏私塾攻读国学基础。1939年秋随家人迁往上海，先后就读于松江高级中学、晓光中学、南光中学、会文中学。自1943年起，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散文、新诗等文学作品。194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主修西洋文学，副修中文；1948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蒋反美学生运动。
1949年2月至5月，在南京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南京解放后，到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工作；到职后由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派往镇江前线“紫石英”谈判小组担任翻译，参加中英关于“紫石英”号的谈判；谈判结束后回外侨事务处社团组工作。1950年2月调北京外交部秘书处编译科担任外交翻译工作。
1952年7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外国语教研室从事英语教学，不久任英语教研组副组长；1955年转入新闻系外国语教研室，任英文组组长。在吴玉章校长的支持下，在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很快进入语言学界并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参与语言学界重大活动。自1955年起，开始在《中国语文》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汉语方言、语言学、汉语语法等方面的论文。1960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先在外语教研室任教，任英文组组长，后入语言学教研室主持教研工作，主要致力于汉语研究。
1970年到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1972-197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当时隶属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从事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史以及明清西方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活动的研究。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回语言文学系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后兼任语文写作教研室主任、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并担任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11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到英国杜伦大学、伦敦百科大学、布列斯托尔大学以及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方语言研究所进行访问并讲学。1985年，受教育部指派参加“中美杰出学者交流计划”，应美国全国科学院邀请到美国哈佛大学等9所大学讲学。1986年晋升为教授。
1986年5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筹备组组长，中心成立后曾主持中心工作，该中心改为对外语言文化学院后任名誉院长。1987年受教育部指派任中国语言学家代表团团长，赴德国柏林参加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1987年和1988年连获两届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离休后，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自1980年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起，相继担任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1980-1997）、会长（1997-2000）、名誉会长（2000-2011）。1986-1989年任北京市语言理论研究会会长；1992-1996年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1991-1998年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担任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以及其他单位多种学术职务。

学贯中西、成就卓著
一、学术研究
先生少年时研读古典诗词，大学学习西洋文学，文学功底深厚，曾发表了多部文学著作，如《中外名诗赏析大全》、《田螺精》，晚年还出版过散文集《欧美散记》等。

而立之年，先生感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文学道路举步维艰，便转向较为“安全”的语言学。先生学贯中西、成就卓著：不仅精通英、法、俄三门外语，语言学功底扎实，且志趣广泛，研究课题宽广新颖、开创性强，撰写、主编各种著作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重要译作多部，在语言理论、现代汉语、近代汉语、汉语方言、汉语语音史、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词典学、语言教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为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先生常常谦虚地说自己是语言学界半路出家的“野狐禅”，但因其深厚的学养和卓越成就，被语言学界公认为是一位堪与其他语言学宗师比肩的语言学家。

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先生用力最多的领域。先生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对汉语本体研究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论著。其中《语法形式和语言意义》（1958）、《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1993）两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以及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阐明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以及结合的途径等重要理论问题，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坚持这一正确原则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汉语语法学的经典性文献。先生还第一次提出“句法语义范畴”的重要概念，并初步建立了句法语义范畴的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发展；第一次提出“完句成分”的概念，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个新的重要领域，使“完句”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视角，对这方面的研究起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先生在汉语语法的具体研究中也多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创造性地把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和新兴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结合起来，对北京话语气助词和叹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厘清了语气助词形式和意义之间以及语调和语气助词之间的复杂关系，总结了语气助词的多种连读变音规律，而且分析了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连读变音的影响，使汉语语气助词和叹词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影响深远。汉语词类问题是语法研究的老大难问题，20世纪90年代，先生以古稀之年，身体力行带领一批学者进行基础性研究，是类成果收入其主编的《词类问题考察》一书。这部论文集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总结与突破，是迄今最全面、最深入阐述汉语词类问题的论著之一，因而一出版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学术影响。

社会语言学。先生是国内最早以“城市方言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几乎与国外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同时，先生就写出了已明显带有社会语言学倾向的论文《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作于1967），揭示了各种社会因素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1983）一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引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开创之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在于结合汉语实际对这种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中国化处理，这无疑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方言研究。先生的语言研究历程是从研究家乡方言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的指导下，先生调查了自己家乡方言的代词，并于1957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一文。该文是较早注意到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扭转传统方言研究只注重语音语汇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后续的方言研究中，先生始终注重对方言语法的研究，这在论文《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和专著《海盐方言志》以及其主编的国内第一部方言语法论集《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多年倡导和力行的方言语法研究已逐渐为汉语方言研究者所认同，这对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先生除对海盐方言有详尽考察和深入研究外，对北京话和上海话也投入了很大的研究精力，而其中又以北京话的研究最为学界称道。先生主张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实际上是北京话，特别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北京人的北京话。这一主张改写了普通话的经典定义，但却更加接近普通话的现实，其影响必将是深远的。先生的《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1981）、《北京话的称谓系统》（1982）、《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1983）、《北京话初探》（1987）、《北京话研究》（1992）等一系列论著奠定了其在北京话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近代汉语。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领域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1963）一文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话的语音系统，解决了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而成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经典性文献，至今仍为国内外广泛引用。《说“打”》（1984）一文引用例句达1000多条，总结了东汉以来“打”的一系列义项及其历时演变过程。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先生以语言要素本身的变化为标准，提出了独到的分期意见。目前有关近代汉语的分期，特别是分期上限的定位，先生的隋末唐初说与王力的宋元说、吕叔湘的晚唐五代说被公认为三家有代表性的看法。

语言学理论译介及其他。先生在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先生翻译了不少国外语言学论著，如《语言存在的客观性》（1958）、《语言》（1959）、《语法范畴和词类的关系》（1960）、《描写形态学的方法》（1963）、《语言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教学》（1978）、《格辨》（1980）、《社会语言学导论》（1980）等。其中，《“格”辨》的翻译更是深刻影响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先生还主编了《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1989），20多年来，一版再版，在众多西方语言学名著导读类教材中，影响最为广泛。

先生对词典学方面也有创获，主持编写了国内第一部词典学研究著作《词典学概论》，对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也发表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见解。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既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和发掘，又注重理论的运用与创新，并善于将二者统一到研究工作之中。他治学严谨、勤奋，几十年如一日，潜心学问，孜孜不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教书育人

先生学术造诣精深，学术地位举足轻重，但先生对此却十分淡然。他最喜欢的称呼是“老师”，最令他骄傲的是他的一群学生，说起他们，先生如数家珍，不亦乐乎。自从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英语教学以来，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语言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成立词典班，连办两期，由先生负责。他先后邀请王力、陈原、许嘉璐等知名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培养了出版界和辞书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和骨干力量。

先生较早注意到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1984年，时任人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的先生给学校起草报告，要求在留学生现代汉语教研室基础上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中心于1985年正式成立，成为人大外语言文化学院的前身。为了培养对外汉语教师，1985年先生举办研究生班，招收两届学生，共20余人，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知名学者和教授就出自这个班。

1990年离休后，尽管已年近古稀，先生依然亲自带领中青年学者进行社会语言学调查，到各高校开设讲座，希望吸引更多有志青年踏入语言学研究的殿堂。

在教学上，先生坚持“有教无类”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同时，先生也是一位教育“独裁者”，他深谙“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常说“任何事情只要肯花时间就能做好”，因而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这一点曾令许多学生“痛苦不堪”，但后来他们发现先生当年的严格让他们终身受益。

在生活中，先生又对学生关怀备至，时常鼓励学生，完全没有教学时那种严父的肃穆，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近几年来，先生在继续致力于语言研究的同时，还十分关心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撰**调通识教育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反对专业划分过细的匠人培养模式。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先生言传身教、爱生如子，数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1988年和1989年先生连续两次获得“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目前，先生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有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其中不少人已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学科带头人或行业骨干。此外，先生还招收了一些国外进修生，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先生的教育成就是恰如其分的。

嘉德懿行，垂范后学

一、俯首甘为孺子牛

先生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少年时代就已经萌发了对国学的热爱。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的家乡沦陷，公立小学停办，于是进入一家私塾继续求学。念私塾期间，先生一边从古人的著作中品味其深邃的思想、高洁的人格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一边跃跃欲试，将自己的心灵所感诉诸文字。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先生认识到：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不是出路，与时俱进、去粗取精才是良策。先生积极学习不同于文言文的现代文体和创作方式，高中时代就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散文和新诗，开始崭露头角。怀着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先生读大学时选择了文学专业。

敌寇压境、国破家亡之时，私塾先生的一副对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在先生幼小的心灵中便铭记下精忠报国的印记。上大学期间，先生便从事学生运动，满怀着青春少年“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激情和浪漫主义情怀，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按那个时代的标准，先生出身不好，苗不够“红”、根不够“正”。1952年“审干”期间更是遭受无端怀疑，被调离外交部门，长期在被“考察”中工作，无论表现多突出，学术成就有多大，先生一直是一位讲师，并且一当就是25年。但是先生“君子坦荡荡”，淡然面对个人荣辱，依旧潜心治学育人。20多年后，先生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

每每谈及过去的这段经历，先生不无感慨：“越是受压的时候，人越是有动力。如果没有昔日的挫折和坎坷，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二、学海无涯苦作舟

先生勤奋工作和治学的精神感人至深。白天上课，晚上伏案写作，凌晨两三点才休息，成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常态。以前没有打印机，不少资料都要手抄，先生的手稿一摞又一摞，它们都在无言地见证着先生为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所付出的辛劳。

先生坚信学无止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古话。即使到了晚年，先生依旧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探求新知，推出新成果，在学术界依然相当活跃。为了开辟更广阔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不断完善中国语言学科体系的建设，先生仔细研读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学习各种社会调查和统计学的方法，以推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为了能够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的计算语言学事业，先生在年过六旬之后，依然坚持到国家语委语用所学习计算机。先生在古稀之年，依然身体力行带领一批学者对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进行攻关性研究。

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

先生成就卓著，却始终以谦虚、宽容的态度与不同观点的人交流，听取不同的意见。先生常说“哪怕是不对的话，听一听也没坏处，这样我们才能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因为不同的声音反映了对事物不同的观察角度。”作为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创建者之一，先生多次强调学会要秉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对年轻学人勇于探索的精神更是一贯给予热情鼓励，奖掖扶持，因而赢得了大批年轻学者的爱戴。

先生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立场和批判意识，从不随波逐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先生对不同师门、不同流派的学者一视同仁，从无门户之见、唯以学术为本，认为对的观点都会吸收，从不因人而废言，也从不以“下问”为耻，所以先生常常能发现许多被别人所忽视的东西。

见人之所不能见，言人之所不能言，这是大师；忍人之所不能忍，听人之所不能听，这是仁者。《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正是先生人格和学术品德的完美写照，我们晚辈后学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先生的一生，是历经坎坷的一生，是斗志昂扬的一生，是求真务实而又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为中国的语言科学和语文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并取得了辉煌业绩的一生。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追求真理，为祖国、为人民倾注了毕生心血。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尤其是语言学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我们谨在此沉痛悼念胡明扬先生，先生，您安息吧！